一位走错路的正直文士——蒋介石的文字秘书陈布雷
玖玖 Thu, 20 May 2010 14:55:46 GMT
陈布雷（1890年――1948年），原名陈训恩，字彦及，笔名布雷、畏垒。浙江慈溪人。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。早年，他醉心于新闻事业，历任上海、杭州、宁波等地报纸主笔，特别是在任辛亥革命时期《天铎报》的论说栏目编辑和北伐战争前后《商报》的编辑主任时，顺应历史潮流，高举反清、反帝、反军阀大旗，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大量顺乎民意的政论，备受世人的推崇和景仰。中年，他步入蒋介石的幕府成为最出色的文字秘书。但就陈布雷的秘书生涯而言则可分成两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从1927年南昌遇见蒋介石开始至1934年初，他身为蒋介石的幕僚，但在外地办报或任职，每有重大事情时，才被招徕代笔撰文；第二个阶段指1934年初至1948年底的15年时间，陈布雷跟随在蒋介石左右，虽先后任国民党中常委副秘书长、“国府”委员、“国策顾问”等，但最主要的工作是为蒋介石起草文告。陈布雷作了蒋介石22年的秘书，经历了北伐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西安事变、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，参与机密和决策，深受器重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他却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，国民党统治大厦将倾的1948年底，怀着极度失望与苦闷的心情，以“油尽灯枯”为名服药自杀“殉主”，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。陈布雷一介颇有才华的记者，因为错误的选择了人生道路，成为国民党的“文章机器”和蒋介石的“御用文人”，最后落得如此下场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和教训。
（一）
陈布雷的祖父和父亲两代经营茶庄和钱庄，家道富足。因此，陈布雷幼年受到了良好教育。1894年（清光绪二十年），5岁的陈布雷开始启蒙，第二年进私塾学习四书五经，11岁时在大哥的教导下开始学习英文、笔算史地及理化等课程。1903年，14岁的陈布雷在宁波府试中名列第一，年纪轻轻便显现出过人才智。与此同时，陈布雷在同乡董子咸先生的影响下，在《时务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、《新小说》、《警钟报》、《浙江潮》等进步报刊的熏陶下，竟也心存“驱逐鞑虏，我炎黄子孙天职，匹夫有责，当竟此志”的革命思想。
1906年，17岁的陈布雷转入宁波府中学堂学习。宁波距上海较近，风气开通，陈布雷在史地教师凌公锐的指导下练习演说，开始时觉得发言艰涩，后来在校园内竟颇有善辩之名。宁波府中学堂旧式学生和新式学生都有，并常常对立。陈布雷以“新道德问题”发表演讲，言辞激烈地抨击旧生的腐化学风。不想，此举引起了一场大风波，旧生以全体退学相挟，要求斥退陈布雷。最后，宁波市教育会长不得不出面干预，陈布雷在气愤和无奈间自请退学。通过此次事件，我们能看出陈布雷具有正直、激进，但又软弱、屈从和肯自我牺牲的矛盾性格。
1908年，陈布雷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文哲政法科。该校是一所新式学堂，注重外文、史地、法政和国际时事等新学科，此间的学习使陈布雷眼界大开，思想也逐渐活跃。在学习之余，他到处借禁书看，基本上遍览了《复报》、《民报》、《新世纪》等进步刊物，并大发议论，评议时局，甚至把“光复汉物，驱逐鞑虏”也写进了自己的作文。他的老师沈士远先生称陈布雷此时“已接受并信仰中山之革命思想，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。”
1909年（清宣统元年），清政府邮传部长主张沪杭甬铁路借英款修筑，浙江人民全力反对。杭州各校也派代表参加，陈布雷作为代表不但参加开会、请愿，还致信省府主席杨度。此信被上海《天铎报》发表后，把此次运动推向了最高潮。这封信是陈布雷在学生时代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的政论文章，也是他走向新闻事业的开端。
（二）
陈布雷进入政治舞台是从办报开始的。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办过《天铎报》，后来回宁波教书兼办《四明日报》，北伐战争前后到上海办《商报》。他对新闻事业非常热爱，并以此闻名天下。据说，他自杀前自责时说：“不该从政，应该从事新闻事业。”
1911年，陈布雷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，竟因致杨度的公开信，被《天铎报》总编戴季陶看好，力邀他入社办报。陈布雷也认识到报纸是唤醒民众的最好工具，遂爽然应允。于是，他每日撰短论两则，间亦代撰论说，并开始使用“布雷”这个笔名。陈布雷在《天铎报》期间，与职业革命家、国民党早期领导宋教仁有相当深的交往。当时，宋教仁利用《民立报》主笔作掩护，策划革命。陈布雷每逢国际政治局势变动时，争先在《天铎报》以文论之，与《民立报》的文章互相呼应配合成为一时美谈。
1911年武昌起义，消息传至上海，在当地报纸都还称“逆军”的时候，陈布铺连发10篇评论，称之为“义军”并为之欢呼。1912年元且，孙中山先生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发表了第一篇《告友邦人士书》，初稿是用英文写就的，外交总长到上海寻人翻译。《天铎报》总经理陈茬兰推荐陈布雷，陈一挥而就，博得外交总长连声喝彩。第二天，陈布雷又在《天铎报》率先全文发表。陈布雷在报界力主革命，顺应了历史潮流，为民众所喜爱，这也使“布雷”之名迅速传遍了沪杭，名动海内。后来有人赠诗云：“迷津唤不醒，请作布雷鸣”。这也是他当年在报界为反清革命打鼓呼吁的写照。
没想到，陈布雷的革命之举让时任《天铎报》总编的李怀霜十分不满。不久，陈布雷的论说栏总编辑即被撤换。1912年，陈布雷不得不离开自己热爱的报纸，回到老家宁波效实中学任教。此后的九年间，他虽然一直以教书为业，但仍兼任宁波《四明日报》撰述，还时常为上海《申报》译寄稿件。可见，陈布雷始终舍不得离开自己喜爱的新闻事业。
1921年，陈布雷的堂兄在上海创办《商报》，请陈布雷任编辑主任，依旧负责撰写评论。陈布雷十分欢欣，开始以“畏垒”作笔名，一如既往地针砭时弊。但他在报界重振声威，却缘于曹锟的贿选总统事件。1923年，曹锟通过贿赂代表的方式当上了总统。陈布雷立即举起反对大旗，在《商报》第一版全版印曹锟照片，并用一号大铅字排印“捐班总统”四个字。此举不仅大快民心，也使陈布雷的革命代言人的声名再次为人们传诵。1924年，军阀孙传芳引兵入浙，陈布雷又一贯反孙。段祺瑞入京执政，他又对段的执政措施严加评骘。1925年，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。《商报》著论哀悼。同日，《时事新报》却说：“中山先生之精神，早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，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。”陈布雷看后，马上写《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》加以驳斥。其间，中共党员肖楚女投函《商报》，希望陈布雷能为无产阶级贡献力量。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，拒绝了共产党人的争取。不管怎样说，这时的《商报》与广东的国民党遥相呼应，深受社会各界的重视。
（三）
陈布雷如果不成为蒋介石的秘书，他很可能是一位有名的新闻工作者，他的人生也将是另一番面目。
1927年，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迫切需要一位才思敏捷、文笔犀利、温和谦恭、没有野心、政治中间的幕僚为他出谋划策，撰写文电。因此，力邀陈布雷到江西南昌一见。南昌见面后，蒋介石对陈布雷恩宠有加，亲自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。但当蒋介石要他留在身边时，陈布雷却以“只愿办报”为名，执意回了上海。不过，在临行前蒋介石还是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秘书，以便有理由随时召陈布雷前来为自已捉笔。
党部任书记长；1929年，应张静江之邀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；1930年，出任教育部次长；1931年任中宣部副部长，官是越作越大。不料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，国民党内部权力争斗，蒋介石被迫下野，陈布雷也被贬为浙江省教育厅长。1932年1月，上海爆发“一·二八”抗战，蒋介石重新上台。国民党南京政府随即任命陈布雷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。但是陈布雷并未到任，还在杭州当教育厅长。直到1934年5月，才在蒋介石的授意下，辞去教育厅厅长之职，来到南昌蒋介石的行营任设计委员会主任，但不理会中事务，专心起草文告。从1927年以来，陈布雷就已经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之一，为蒋代撰文字。但是这一时期，陈布雷毕竟在蒋身边的日子少，在外地当差或办报的时间多。1936年，陈布雷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（蒋介石侍从室这一机构，过去是非常惹人瞩目的。因为，它不仅是蒋介石身边的一个机要部门，得悉最高机密与内幕，还在于它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办事，权力很大。凡是下面要呈报情况，打通关节，最便利的捷径便是通过侍从室；而侍从室放出的人员，也大多在国民党军政界担任要职）。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提升他任“国府”委员，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，但仍让他随侍左右，继续留任“总统府”“国策顾问”。
（四）
陈布雷自从成为蒋介石的文字秘书后，就替蒋介石写下了无数文章。其中，不乏鼓舞全国军民抗敌御侮，讨伐日寇侵略行径，抨击汪伪政权投降卖国的战斗檄文。最为著名的有《八·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》、“卢沟桥事变”后蒋介石的《庐山谈话》、《告人缅将士电稿》、《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》、《告空军将士书》及《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》等。这些文章或文告昂扬振奋，酣畅淋漓，以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名义发表，在当时起到了动员全国军民同仇敌情，奋勇杀敌，推动局势发展的重要作用。
卢沟桥事变后，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，是陈布雷引为骄傲的名篇。这篇谈话以“如果战端一开，那就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”一句最著名。这篇“抗战宣言”不仅被人民广为传诵，也使蒋介石蒙上了“抗战领袖”的光环。1938年，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，陈布雷替蒋介石写了《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》。这篇文章与张子缨写的《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》和郭沫若写的《抗战周年纪念告日本国民书》一起被时人称为抗战光明象征的“三联壁”。他在文中写到：“要达到抗战胜利，摧毁敌寇暴力，协同作战和团结精神，更是十二万分重要……，一切言论动作，完全以国家至上，民族至上为前提，以军事统一，胜利第一为目标……，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，当前的命运只有一个，不奋斗，即灭亡，能团结，即有前途；生死利害既是绝对的共同，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？”“……若我们在目前情形下求和平，其结果无非使子子孙孙永为奴隶，永为牛马。……”这篇文告以中外五种语言广播，海内外各报，一致头版头条刊出，连海外侨胞也无不感奋。据说，日本听此文告后，加紧了对武汉的轰炸，企图以轰炸迫使蒋介石投降。
历史给了陈布雷不少机会来报效国家，但他的主人――蒋介石却不给他机会。因为，蒋介石一生都在反共、剿共、打内战，甚至在抗战期间也还向日本做出种种暗示。陈布雷作为这样一个人的秘书，所起草的文电，必难逃骂名。如1928写的《祭告总理文》，此文虽为蒋介石击节赞赏，但内容多违心之论，牵强成篇。再如1936年写的《西安半月记》，文中替蒋介石编造内容，歪曲历史。在陈布雷所写文章中，名声最臭的一篇是1934年10月写的《敌乎，友乎？》的汉奸文章。鲁迅先生当时骂得最切中要害：“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。怀疑的结果，才决定是友。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《友乎，主乎？》要登出来。”当然，他还起草了很多反共、反人民的文电。
实事求是地说，这些文章的观点，无不出自蒋介石之口授，陈布雷不过是依样画葫芦罢了，最多也只是一个添枝加叶的作用。但是，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代言人，其反共和反革命立场是不容置疑的。当然，他还做过诸如镇压学潮等反革命活动。
陈布雷把自己和一支笔缚在“领袖”身上，举国上下，一会儿把他比作“领袖文胆”，一会儿誉为“总裁智囊”。但他深知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，四分五裂的现状，不过为报蒋介石的“知遇之恩”，又不得不为蒋氏政权苦苦支撑。当他看到国民党统治确已日薄西山，大势已去时，用“殉主”的方式把自已的生命和内心的苦闷一起埋葬了。
注：本文参考《国民党“军机大臣”陈布雷》（杨者圣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）、《陈布雷传》（东方出版社，1998出版）、《陈布雷外传》《蒋介石和他的六个秘书》、《辞海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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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才知道陈布雷的儿子原浙江卫生厅厅长去世了。想起小时候常去他家玩，很温文尔雅、豁达开朗的一家人。当时只知道是“知识分子干部”，长大了才知道是那赫赫有名的陈布雷的后代，难怪那么大气又儒雅，现在想来还是很怀念他家一家人，尤其陈布雷的小孙女，善良正直文雅，是我最喜爱的“姐姐”之一。
“如果战端一开，那就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”
他的文笔有直达人心的力量。
敬佩。
“通过此次事件，我们能看出陈布雷具有正直、激进，但又软弱、屈从和肯自我牺牲的矛盾性格。”
单一是动物性，复杂是人性。
“殉主”的另一面，也许是对自己所做的违心文章的愧疚。不管怎样看，陈布雷还是很有文人的骨气的。
陈布雷的墓在杭州九溪，从九溪进去后能看到在路有左手边有指引牌，沿着指引牌即可找到。